——很多做企业的人感觉现在做生意好难，其实这也不是所有人的感觉。需要认知的是，在全球巨幅通胀阴影下，压虚保实、保专限跨的策略是确保未来中国经济存活力、恢复力和带动力的关键，这可以帮助理解那些最难过的行业与那些扩张过度的核心企业所面临的窘局。但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透过强化营商环境优化加强区域经济竞争力；透过支持专精特新企业，重点发展具有垂直竞争力的细分优质产业格局。当前和未来，新消费服务革命品牌和新一代数字经济企业表现了蓬勃的生机。需要耐下心来，发展做实、做窄、做深、做新意义上的垂直产业革命，那才有可能在新的需求土壤上找到扎根发展空间。如果以沃尔玛约80万个品类商品为基数，新消费垂直革命的蓝海还极为广阔。
——经济学家如果一旦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解读政策、呼吁政策和争取政策，他们的话语体系、依据和主张，显得刻板、天真而富有业余逻辑，他们其实面对政策制定的缘起、关键角色影响力、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技术操纵和核心决策者决策依据和逻辑所知寥寥。问题在于即使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政策学教授如果不是过于用教科书逻辑想象政策的出台模式，或者因为对于具体政策的出台过程缺乏研究资料和实证性研究的能力，因此他们的政策理解往往更加偏于意识形态逻辑或者一般性逻辑。所以在这里，“政策”成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它是一个学者们喜欢说，而基本很难知其运行根底的宝葫芦，所以大家说来说起的就成为搬来搬去的话语砖头，把自己真的弄成了“业余政策砖家”。
——民营企业家们中的一些人起自市场领域，受益于政策之助而壮大，非常希望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又发现能和领导说上话和就近进行政策红利勾兑的好处，所以某些人发展成了一方面喊市场化，一方面搞特权博弈的专门家；而在权力部门，一方面大力倡导优化营商环境中的政务服务要素，另一方面除了手续性政务程序外核心领导的决策权威约束进展有限，关键资源的获得、一企一策中的领导承诺作用、领导变更中的政务信用水平在在都是考验。中国的营商环境和新经济形态需要更具市场化成分，这是一个考验企业市场化品格的关键时刻。
——在广州机场感受现场核酸检测的方便、免费、快捷，这就是在上海也没有做到的，而相比之下，北京的机场不仅对国内旅客不提供现场检测服务，也不能提供最方便的就近地点信息，check in与登机口检查标准往往还不协调，导致的服务感受差距巨大。广州机场还实现了其他机场往往想而做得远远不够的美食分布，这也是通常需要有较长时间待在机场的旅客的福音，很值得北京、上海的机场管理者学习。很多人说营商环境是啥，其实机场大概是一个很现实的触点，让大家感受一个地方的具象而真实的营商环境的样式。
——美式的民主政治无疑的会产生很高的运行成本：商品的价格会受到工会力量的影响，在保证员工薪资和人力成本上会有比较大的贡献，同时为了维护工会组织力，工会组织本身就会成为附加到产业上的一个成本来源；在典型的两党势均力敌的场合，政策通过的交易成本就会明显增高，按照“滚木策略”，政策立场敌对的两党议员只有通过交换放行政策议案的方式才能让自己的主张得以实现，这就意味着同时需要放行近值的对手议案，而总体的公共成本就提升了。美式政治的高成本是结构性的，不会轻易降低，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各类美国政府预算及其投入的效益，与中国社会中的等值投入比较，其产出能力可能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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